[转载]淡马锡评论:PAP对新加坡人说:你死你へ代志!

译者:冀居·谢

5天过去了,对于李光耀在国家地理杂志所发表的狂言,新加坡报业控股各语文出版的报章都只字不提。

面对该杂志记者马克·雅各布森时,李资政以主要建构者的身份大谈执政党有关亲移民和宽松接纳的政策。

虽然他说他知道“有些新加坡人对于移民的大量涌入感到不高兴”,但是他还是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

“这些年来,新加坡人已经越来越不进取和努力,所以我们的国家欢迎很多大陆来的新移民是件好事。”李资政说。

李资政形容这些大陆新移民为十分“饥渴”,并且父母们都把“孩子看得很紧”。

“如果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被抛在后头,那是他们对自己的鞭策不够,苦果必须自己尝。”他打趣地说。

国会里有82个行动党议员,竟然没有一个敢公开出来驳斥李资政的评论。我们可以这样就认定他们都同意吗?

这就好比对新加坡的福建人说:你死你へ代志!——听惯这种语气的新加坡人,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虽然新加坡排在日本之后作为亚洲第二富裕国家,但是新加坡人却享受很少的社会福利,所以造成每年都有不少一流人才移居到澳洲、加拿大和美国等地。

政府可以在海外投资一输上百亿而不眨眼,却不要为新加坡人,特别是那些来自低收入的社群架设一个社会安全网。

人民行动党长久以来要新加坡社会避开任何形式的 ” 福利 ” ,并将之称为“拐杖思维”,认为将削弱我们的竞争能力。

如此,新加坡人就得工作到死。还有一个部长呼吁本地人要“更便宜、更快、更好”,要实现这个目标,我想他最好以身作则,先减自己的百万年薪。

我国的人均收入是高居世界第四,不过测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我们则在香港之后,在亚洲高居第二。那是因为国内有太多不成比例的亿万富豪。另一方面,日本却能够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保持领先。

而这样的差距唯有继续扩大下去,因为政府已经大开方便之门让追梦的外来移民大量涌入。

这不需要是经济学家也能看得出:大批廉价劳工的流入,当然会给大企业带来丰腴的利润,增加业主和管理层的收入,打压一般新加坡人的薪水。

与此同时,生意成本降低就无需通过提高生产力来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提升,这个说明国民生产总值其实并不能真正反映一个国家人民的财富和全体的生活素质。

此外,人民行动党部长们的百万年薪是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挂钩,这也解释为何他们如此沉溺于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

对于一般在职场讨生活的新加坡人,国民生产总值对他们来说并无特殊意义。他们担忧的是收入是否足够维持个人和家庭生活?如何开始一个家庭、抚养孩子以及老有所依?

20年前,也许要追逐新加坡梦还不太难;那时年轻夫妇还买得起政府组屋、没有外来者的竞争、和今日相比,生活费相对地低。在2003年之前,他们还可以一次过领出所有的公积金来安享晚年。

今天的新加坡人面对的是一个萧条、不确定和不安定的未来,新加坡人月入的中位数是2千600元,几乎和十年前一样,并且还要面对百物腾升,特别是政府组屋的价格。

一个大学毕业生起薪不会超过2千800元,除了偿还大学贷款,根本都没钱买辆汽车,更遑论结婚生子。

盛港的四房式组屋在1999年不超过20万,不过隔邻榜鹅区的同样屋子最近已经索价30万。还有在女皇镇的杜生预购组屋,五房式的平均售价是66万6000元。

根据金融顾问,一对夫妇至少要有7千500元的月入才买得起这样的组屋。或许还得每月拿出几百元现金来填补公积金户口的不足,这样下去他们在退休时的公积金户口已经所剩无几了。

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如果我们在人到中年的时候被外来人才抢去饭碗,或者意外致残、染上慢性疾病如肾衰竭,又或者官司缠身,那我们要如何养得起自己和家人呢?

在“把PAP踢出去”的facebook上,特雷斯·陈网友和大家分享一则揪心的故事:

“我认识一名肾脏和心脏都出毛病的半瞎女子,由于健康问题而不能工作。她现在四十多岁,是个单亲妈妈,有个就读初中三的女儿。以前她向家庭服务中心救助,家庭服务中心明了她的困境,就帮她付建屋局房租、水电费和杂费。此外她每月还获得300元补贴,和让她女儿在学校用餐的250元零用钱。经过两年多的援助,家庭服务中心最近通知她,该中心不能再继续提供她每月三百元和女儿学校零用钱的补助,虽然她的情况没有丝毫改变。他们指示她在接见选民的时间去找贾古玛,那里的人就帮她写封信到东南社理会寻求援助,结果社理会的回答是:‘已经帮了她两年,不能再帮她了。’她回去找国会议员,他说已经帮她写信,就只能帮这么多。”

上面的故事绝不是单一个案,而是时时在我们周围发生,说不定有一天也会发生在你我身上。

行动党可以暂时提供求助者职总超市礼券、水电回扣和免除杂费,然而这一切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如果上述的女子不能找到或者保住一个长期饭碗,那么政府就有责任支撑这个家庭,直到她的女儿毕业出来找工作为止。

此外,在新加坡还有很多穷困者够不上国家援助的严格规定:必须由医学专家裁定永久性伤残,或者证明是无亲无故才能获得公众援助金,而且批准与否每回还得依情况而定。

另外一个真实故事:有个73岁老妪在大巴窑七巷靠拾纸皮为生,她有个五十岁的儿子,由于天生弱智不能找到一份稳定的职业。她够不上资格就因为她还有个儿子,然而没有人要聘请她儿子这个事实则搁置一旁。

由社青体部所发出的公众援助金是目前每月330元,显然不足以在新加坡维持一个像样的生活。

几年前,当行动党议员梁莉莉医生要求社青体部部长维文医生把290元援助金提高,那么这些受惠者才能有一天三餐的正常饮食时,维文当场问道:“你要多少?你说的三餐是在小贩中心、食阁还是餐馆吃的?”

这当然不是社青体部经济拮据,才无法帮助更多的人、因为维文医生最近才披露一个1000万元的“社区融入基金”来帮助新公民和永久居民觉得在新加坡“受欢迎”。为什么不拿这笔钱去帮助那些曾在建国时出过一份力的人们呢?

民选政府的基本功能就是要照顾选民,而不是通过一些暧昧的数据和外国竞争、夜郎自大或者使用本地纳税人的钱乘飞机到处去教训别人怎么治理国家。

李资政的讲话显然破坏人民行动党要把自己装扮成爱民政党的任何企图。他已经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新加坡人赶不上新移民,不必期望行动党来打救——那是我们人民自己的代志,不是他们的。

也就是说,一个大学毕业生为了追赶升腾的屋价而无法成家立业,也不必期望行动党会把价格拉下来。

一名中年人被中国或印度找来的更年轻的廉价劳工所取代,也不必期望行动党会帮他找到一份工作。

对于年长者由于公积金户口没钱而必须当清洁工来养活自己,也不必期望行动党保证他一天有正常的三餐。

这是新加坡社会在44年行动党一党独大下养成的——冷酷、无情且物质至上。这样的社会真能吸引到最好的人才前来吗?在中国和印度移民心里,新加坡在他们的名单上已经是渐渐“排除”,他们之中的出类拔萃者都喜欢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澳洲去,这一点都不奇怪。

行动党的经济政策已经让低收入群蒙受打击,现正转向中等收入阶层。而有钱商贾、医生、律师、会计师和工程师或者以为他们在行动党的庇荫下“发了”——最好再想一想你们的子孙将来会怎么样?

难道你要他们和外国人在新加坡大学里争夺位子吗?你要他们和那些所谓“进取和努力”满足于2000元以下薪水的新移民为一份工作抢得头破血流吗?你要他们长期紧张、失望和不快乐,就因为他们找不着一份如意的职业吗?最后,你真的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工作到最后一口气,就因为他们永远无法退休吗?

即使是身为行动党党员,和制度有很多联系的,你的未来也不见得如表面那么风平浪静。除非你能跻身精英阶层,否则你不知道何时会被他们从中国、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孟加拉、廷巴克图跟天知晓国度找来的“新宠”所代替。

行动党在八十年代一批老将退下以后,根本不能再称为一个政党了。它更多像一个摆满假人偶的百货市场来表演“议会民主”空壳给全世界看。

诚如李资政自己说的:

“要当个总理,你不必每样乐器都会,但是你都要认得;哦!他是个好提琴手,所以他来当第一小提琴。他可以去当倍低音、他可以玩中提琴、他玩喇叭、他玩鼓。只要把他们组织起来,你就能玩出美妙的音乐。当你建立起一支好乐队的时候,即使放个假人在那儿(指挥),也一样能玩出美妙的音乐。”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82个行动党议员不敢顶撞老家伙的原因——因为他们都是假人,其实都没资格在那儿。

所以新加坡人,下次再有行动党议员来跟你说:他会为你在国会发声。别忘了提醒他们行动党给新加坡人的口号:

“你死你へ代志!”

原文:淡马锡评论
出处: 大马论坛

[转帖]淡马锡评论:李资政接受国家地理杂志访谈的无情讲话挨网民猛轰

译者:冀居·谢

新加坡耄聩政治领袖–李光耀资政日前接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访谈中的一些无情讲话挨网民猛轰。

和记者马克·雅各布森谈及他如何治理新加坡时,李资政说他注意到“有些新加坡人对于移民的大量涌入感到不高兴,特别是那些接受高教育的移民来抢高薪的工作。”

“这些年来,新加坡人已经越来越不进取和努力,所以我们的国家欢迎很多大陆来的新移民是件好事。”李资政说。

李资政形容这些大陆新移民为十分“饥渴”,并且父母都把“孩子看得很紧”。

“如果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被抛在后头,那是他们对下一代的鞭策不够,这是他们的问题。”他打趣地说。

李资政不避嫌和无情的讲话激怒很多网民,纷纷在论坛表达他们的不满。

淡马锡评论在刊出访谈的一天之内就收到60则留言。

Exposer问李资政,为何李本人不必被中国来的新移民所取代:

“为何老屁股没被‘更便宜、更好、更快’的大陆移民所取代?想想有人拿纳税人的百万做年薪,天天搞预测当嗜好而不必工作,拿公帑到处旅行。凭什么老屁股有资格说新加坡不进取和努力?就因为你这个老屁股‘不进取、不努力’,全新加坡人就得‘不进取、不努力’?老屁股,麻烦你在我们的面前消失。”

Wizard of Id觉得是李资政犯错在前,现在又给这个国家添麻烦:

“老头的毛病又犯了。他很方便地忘记就是他的‘两个就好’的节育政策把成千上万的新加坡人送去堕胎,造成人口的大量减少。我记得在我第二个孩子出世以后,来自家庭计划部门的护士就不断地施压要我的妻子结扎,我们无论在家或工作都少不了他们的纠缠。还有税务施压和苛刻的入学制度都是用来对付那些不顺应官方政策的人。

“当他们推出‘两个就好’政策时,他们说新加坡承担不了高人口增长。现在他们正大量引进外来移民来增加数量,谁知道会不会把土生土长的比尔盖茨或者爱因斯坦挤进沟渠?他们说少儿女,能够让他们在童年获得更多的照顾和教育,结果我们造就了很多的小皇帝和小皇后。现在他们反而说我们的下一代是不进取和不努力的!”

这则留言在 hardwarezone 网页获得很多网友的回响。

Biogentics 写道:

“废话一大堆。我们新加坡人将团结起来同仇敌忾,他们在我们国度是不受欢迎的,你要照我们的意愿治理这个国家。”

Shutterx 很好奇,为何最后总是新加坡人挨骂?

“永远都是我们的错?难道我们有个政府是这么纯洁、永不犯错的吗?是他们为了经济繁荣的贪婪要把人口增加到6百万,现在我们差不多有五百万了。本来就僧多粥少,现在有更多人来抢。饥饿的人民是会转变成愤怒的人民,看这个yaya政府能够嚣张到几时?”

在亚洲新闻频道论坛上的同样议题也引来超过80则留言。

bw2003觉得李资政的评论根本无厘头:

“这种贬低人民的评论实在没理由,他忘了是谁把他推举在今天的位置。不管有没有‘外来人才’我们还是辛勤工作,不管有没有‘外来人才’我们的孩子还是努力读书……”

watz对李资政嗤之以鼻:

“谁在大放厥词?哦,就是那个活得很滋润的老头;有大把钱、不必担心退休、国家负担他的医药保健、靠国事访问到处旅游等等。我最近还在想是不是要在来临的大选投行动党一票,看来得三思!老头和他那一班骗子一件事都办不了,只懂得埋怨人民,十足行动党作风!顺境时就会抢着第一个邀功。”

MP4被李资政的尖酸刻薄激怒:

“我们新加坡人应该把更多的反对党选入国会来鞭策你们。这样,你们虽然薪水比美国总统还高才不会变得自满,这是你们的问题。”

身为部长导师,李光耀一年大约有三百万新元的收入,或是折成每月16万6千元,是美国奥巴马总统的五倍之多。而普通新加坡人的收入中位数只有2千600元。

在最近一场面对日本听众的演讲中,李资政批评他们的论资排辈的政治制度时,李资政坦诚他其实不必做很多工作:

“……我其实是个例外,因为我不必做什么工,我只需要预测。”

身为“超级预报员”的李资政曾经大胆地预测行动党至少还会保得住两次的大选。

新加坡人应该在下一届大选给他一个教训,叫他把自己的话吃下去。怕只怕李资政来不及看到新加坡人如何鞭策他的政党。

这份访谈在国家地理杂志出现已经快一个礼拜了,但是由于一些不明的原因,主流媒体似乎提都不想提。

李资政的话应该让众人都知道,这才会把一些人从美梦中唤醒,才知道拿着他们血汗纳税钱的那个人,压根从心底就瞧不起他们。

原文:谈马锡评论
出处:大马论坛

[视频] 人穷还要被政府人羞辱

请百万部长马宝山和维文大人看过来:

[漫画] 网战必杀技101

CYBER WARFARE TACTICS 101

INSPIRED BY:淡马锡评论 & 3in1kopitiam etc.

太史公曰:

[网闻转贴]新加坡民主党三领袖被判监

SDP trio jailed one week (in default) for criticizing the PAP without a permit

The SDP trio of Dr Chee Soon Juan, Chee Siok Chin and Gandhi Ambalam were found guilty of distributing pamphlets criticising the PAP Government without a permit by district judge Ch’ng Lye Beng who fined them the maximum amount of $1,000 each with one week’s jail in default.

The offence was allegedly committed on 10 September 2006 in which they were stopped by police for distributing flyers at Raffles City Shopping Centre criticizing the high salaries of the PAP ministers.

Deputy Public Prosecutor Anandan Bala took offence with this statement in the flyer:

“Tired of being a voiceless 2nd class citizen in your own country without any rights? Sick of the Mnisters paying themselves millions of dollars while they tell you to keep making sacrifices for Singapore?”

The judge did not give any reason for his verdict.

Ms Chee told him after the sentence was passed that by pronouncing them guilty, he is saying that criticizing one’s government is not a right in Singapore and that Singapore is not a democratic society.

Ironically, the press secretary to the Law Minister Ms Chong Wan Yieng wrote a letter to the Straits Times Forum today correcting “inaccuracies” in a book written by a British writer.

In his book, Mr Kampfner wrote that in the context of Singapore, ‘any politician or journalist who says anything controversial about those in power is open to arrest and the subsequent charge of defamation. If they run out of money, they are declared bankrupt and may be sent to jail’.

Ms Chong denied that criticism is a “crime” in Singapore:

“This is quite inaccurate. Engaging in robust criticism per se is not and has never been a crime or libellous in Singapore……There can be, and there is, vigorous debate on public policies. But if allegations of personal misconduct are made, then those who make such allegations have to prove the truth of their statements.”

Though the SDP trio were charged for distributing flyers “without a permit”, they would probably not be hauled up to courts if the content is not critical of the government.

The above news was obtained from the SDP website as for some inexplicable reasons, the state media did not report on the matter. In fact, there is hardly any news about Dr Chee in the papers nowadays where previously it would have jumped on it with glee to demonize and discredit him.

Source: TR

[转载]《“华惹”时代风云》和傅树介医生


作者/饶兆斌专栏

【竹林杏坛/饶兆斌】本地出版社文运企业上个月中旬出版了《“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此为中译本,英文版为The Fajar Generation: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war Malaya and Singapore)一书。这书由傅树介、陈仁贵、许赓猷主编,记录了五六十年代新马一批受英文教育的社会主义活跃分子的运动、贡献和遭遇,他们和英殖民当局及人民行动党的斗争,以及他们的理想

傅树介(另外有译称傅树凯/楷)医生除了是编者外也是这本书的主要作者,独自撰写了四篇章节。今年十月我在偶然的机会下在纽约认识了傅医生。傅医生大概也有八十岁了,白发苍苍,但一点老态也没有,谈起话来精神奕奕、思路敏捷,而且记忆力强,养身有道。傅树介曾担任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sialis,一度是新加坡最大的反对党)的领袖,他在1963年的“冷藏行动”大逮捕里被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关进大牢里。傅医生本人在1972年被释放后过了三年又再被关,一共坐了大概17年的政治牢。

傅氏是一部活历史,和他交谈,让我不禁汗颜自己差劲的新马近代史。我孤陋寡闻,认识他之前从未听过他的大名。我也有幸先读傅医生撰写的四篇文章的校阅稿。其中最有力,写得最具震撼性的,是“冷藏行动中被扣留—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一章。

为了撰写“冷藏”这一章,傅氏告知我说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从早到晚,每天到英国国家档案馆查找及抄写资料。这实在让我很佩服。傅树介学医出身,没有受过系统的史学或社会科学训练,但对档案资料的运用、采纳和整合却一点都不含糊。他将这些资料配合上他对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战略分析,对新马政治的阐释,和他自身所处于的反帝反殖民的斗争经验,构成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

结合分家皆以李光耀利益考量

这篇文章对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的形象破坏很大。文章所引述的档案资料透露了李光耀跟英殖民政府长期紧密合作的事实。李光耀把新加坡带入马来西亚,又把新加坡带离马来西亚,基本上是只为他的个人利益考量。这撼动了李光耀的独立英雄、革命家、国父等形象。真正争取独立的是广泛的左派势力,但他们却遭到李氏无情的清算和镇压。

比如说,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前的“冷藏行动”大逮捕,李光耀和英殖民政府都知道社会主义阵线的领袖既非共产主义分子也非叛乱分子,也没有给予当时在汶莱爆发的反马来西亚计划起义给予任何实质帮助,内部文件承认他们被逮捕的罪名都是捏造的。另一个罪名是社会主义阵线反对新马合并,但事实上傅树介这批人至今都认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应该是同在一个民主、自由、多元、独立的国度里。他们当年不同意马来西亚的成立,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英国帝国主义势力用以继续维持它在东南亚的利益的一个手段。

当时的社会主义阵线已经崛起,有个殖民地高官甚至承认它是新加坡当时最强大的政治势力。在即将来临的大选里,李光耀很清楚人民行动党有很大的可能会失去政权,而和马来亚合并正好成为了铲除社会主义阵线的绝佳良机。借着社会主义阵线对马来西亚计划的反对,李光耀和英殖民政府策划了“冷藏行动”,一举根绝了社会主义阵线的挑战。不过,为了保持自己 “反英反殖民”的形象,李光耀又确保在整个行动中,新加坡一方看起来是被动的、无可奈何的。马来西亚的成立,牺牲了一批社会主义阵线英雄。

关于新马分家的原因,傅树介也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来探讨。他把新马分家和印尼的苏卡诺政权在英美策划的政变下垮台联系在一起。随着苏卡诺和印尼民族主义被瓦解,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一个隐忧也解除了,而马来西亚作为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战略价值也有所下降。在没有对英国利益有太大的影响下,新马分家不再被视为一个战略问题。

对马来西亚政治舞台不感兴趣

至于国内因素,傅氏直言李光耀对一个没有为他提供政治舞台的国家不感兴趣。也就是说,一旦李氏发现在马来西亚,由于“马来特权”的特殊因素,他不可能会任首相,他马上对呆在马来西亚不感兴趣了。既然社会主义阵线已经被击破,将新加坡抽离于马来西亚外,他便可以继续“称王”。不过,李光耀在新马合并前不知道不了解“马来特权”吗?根据傅树介的说法,“精明远见”的李光耀真的搞不清楚这些概念,而起新加坡当时的内阁和新加坡人民都不懂,因为整个合并过程都是李光耀一人说了算,缺乏透明化,连人民行动党的阁员都蒙在鼓里。

我问起傅医生,李光耀在新马分家前夕,在电视台里,在世人的眼光下留下了著名的“男儿泪”,这是假的吗?傅医生笑说,最想离开马来西亚的人就是他,当然是戏子演戏啦!

傅医生还有一个观点我也很有兴趣,那就是中国国民党在新马一带的活动是马共武装斗争失败的一个关键因素。马共人员多是说中文的华人,而受华文教育者一般上也比较“左倾”,为了不在情报战、宣传战、心里战等方面占下风,当局必须仰赖坚决反共又懂中文的人,而当时能够大量提供这方面帮助的只有国民党。

据他的说法,当时新马的政治部官员中懂中文的华人大多是国民党人。简而言之,国民党在大陆被共产党击垮,但在新马却战胜了共产党。关于国民党在新马的活动,我自己的了解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和分析。大量的资料也许还在国民党党史馆里没有被发掘出来。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希望以后有学者能完成这个任务。

除了谈这些国事大事,傅医生也分享了一些他外公陈嘉庚和陈嘉庚继承人李光前的一些小故事。傅树介上大学时是驾车去上学的。在那个时代,驾车去上学就像在现在这个年代驾法拉利去上课般奢侈。除了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他本身也是个很出色的医生。这样的一个富家子弟,居然是一个为了社会正义和李光耀缠斗了几十年的“老左”!

饶兆斌是美国东北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文章出处:独立新闻在线

[海南说唱]黄明志:Suukee Suukee

[视频] 谢智立专访人权律师拉维

[漫画] 反常事故部长

The Minister of Freak incidents

参考读物(Required Reading) :
What happened to my “mrbrown and the flood” column

[转帖] Asia Sentinel Loses a Singapore Correspondent

Written by Ben Bland

When I moved from London to Singapore last October to set up as a freelance journalist, I finally got to meet the two officials from 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who had helped me secure an employment visa.

Over a cup of coffee at their office in a former colonial police station – possibly the world’s most stylish propaganda ministry – they probed me politely about my background and intentions in Singapore. They were friendly but seemed perplexed about the concept of freelance journalism, even though it forms the backbone of much foreign reporting these days.

“If we have a problem with something that you’ve written, who can we speak to?”

Obviously, I told them, you can talk to the editor of whichever publication has commissioned any particular story.

“But what if we just don’t like what you’re writing in general?”

Then talk to me, I added.

They never did. Last month, after applying to renew my visa following a successful year in Singapore, I received a one-line letter informing me that my application had been rejected.

While the governments of Burma, China and Iran tend to arrest troublesome foreign reporters or expel them without delay, Singapore’s more media-savvy government prefers a subtler approach to repression. The non-renewal of a work visa is their preferred method for getting rid of foreigners with minimal fuss or attention. It was the fate suffered last year by a group of Burmese permanent residents who made the mistake of protesting in support of their countrymen during the Saffron uprising of September 2007. They knew why they were being forced to leave, having breached Singapore’s strict laws, which effectively proscribe public protest. I have no idea why I was ushered out.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likes to brag about the Lion City’s ultra-efficient civil service, as soon as I tried to find out why my visa application had been rejected, I ran up against a brick wall. Officials from the Ministry of Manpower stonewalled me day after day while my ‘friends’ from 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suddenly became a lot less helpful, insisting that they knew nothing about my case and refusing to assist me.

Eventually, after an intervention from the British High Commission, I was told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not willing to disclose the reasons for turning down my application, despite the fact that I met all the criteria for renewal. I was told, in no uncertain terms, not to bother appealing.

Kept out of the loop by the government, like a growing number of Singaporeans, I turned to the uncensored space of the internet to find some clues.

On the popular ‘Sam’s Alfresco Coffee Shop’ message board, one user called ‘scroobal’ seemed better informed about my enforced departure than the witless bureaucrats, suggesting it was somehow related to my work for Asia Sentinel.

He described me as “one dumb and ignorant journalist” for “staying in Singapore and doing things for Asia Sentinel”. “Might as well pee in front of the Istana gates while old man drives by,” he said, using the term many Singaporeans prefer to describe Lee Kuan Yew, their founding Prime Minister and current Minister Mentor, in private.

Elaborating on this theory, he explained that Asia Sentinel was founded by “ex-editors of publications previously sued by the old man such a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nd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some of whom were “previously banned from Singapore”.

I don’t know whether my work for Asia Sentinel irked the government as much as the presence of its editor John Berthelsen, who was refused entry to the city-state earlier this year, 21 years after he was first forced out as a correspondent for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in circumstances remarkably similar to my own.

Over the last year, I have reported for a wide range of serious publications in addition to the Asia Sentinel, including The Economist, The Daily Telegraph, 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and even Singapore’s government-owned Straits Times and Business Times. I have covered some sensitive subjects in the tightly-controlled city-state such as rising crime, healthcare and ageing and business links with Burma.

However I steered clear of criticism of Singapore’s first family, knowing that any negative comments about Lee Kuan Yew, his son, the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and the PM’s wife Ho Ching, who heads Temasek, one of Singapore’s two sovereign wealth funds, would lead to a libel suit I had little chance of defending, let alone winning.

In recent years, the Lees have won libel cases against almost every major international news organization including The Economist,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the Financial Times, Bloomberg and, most recently, the soon-to-be-closed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Combined with the government’s direct control over the domestic press, this leads to an insidious climate of self-censorship that cows both Singaporean and foreign journalists. Yet, ironically, the government still pursues its ambition of becoming a global “media hub” as it seeks to invigorate its export-dependent economy.

While I was packing my bags, the law minister, K Shanmugam, was insisting to a group of visiting American lawyers that Singapore’s perpetually low rankings in press freedom indices were “quite absurd and divorced from reality”.

“Our approach on press reporting is simple: The press can criticise us, our policies. We do not seek to proscribe that. But we demand the right of response, to be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that published the original article.”

I was desperate to speak out against such rank hypocrisy but had been effectively gagged when my work visa was cancelled, receiving a stern warning not to engage in any “business, profession or occupation” or any activities “detrimental to the security and well-being of Singapore”.

Some news organisations are put off by the government’s bipolar approach to the media. One leading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decided to set up its new Southeast Asian bureau in Bangkok rather than Singapore after learning how I had been treated.

But many are still attracted by the well-developed infrastructure, good transport connections and generous tax brea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ducements offered by Singapore’s inward investment agenc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Dow Jones, Reuters and BBC Worldwide, the commercial arm of the British state broadcaster, are among those with regional headquarters in Singapore, for whatever reasons.

It is a great testament to the unique brand of soft authoritarianism honed by Lee Kuan Yew and his People’s Action Party that they are able to convince so many journalists and media organisations to slip into voluntary restraints.

One veteran foreign correspondent in Singapore went so far as to advise me not to talk about my situation lest the government bar me from returning in future, thereby limiting my career prospects in Southeast Asia.

If self-censorship is rife among foreign reporters, who can simply leave the Lion City when they fall foul of the authorities, imagine the predicament faced by Singaporean journalists.

Even if they cross the unwritten line of acceptability unwittingly, they are subject to a form of internal exile, forced out of their jobs and made to somehow conjure up an alternative career if they are to feed and house their families.

It is little wonder that the sage advice of one professor of journalism at Singapor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to an eager student reporter was: “If you want to do journalism, don’t do it in Singapore.”

Ben Bland is a freelance journalist. He was based in Singapore between October 2008 and October 2009. He blogs at http://www.asiancorrespondent.com/the-asia-file.

原文出处